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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簡介
走過白色威權統治時代,一向充滿著神秘與恐佈色彩的情治單位,始終是個社會大眾碰不得、說不得也看不得的黑箱子。而四十多年來,情治單位偵辦的案子,更充斥著各斥各樣的「官方說法」,事實的真相往往成謎或無疾而終。解嚴後,台灣社會已陸續探觸不同地域的禁忌,說出官方說法背後的真相,然而,情治單位—這個隱藏著最多機密與夢魘的地域,一直未被拿到陽光底下,也似乎尚殘留有太多黑暗時期的包袱。
本書是國內第一本翻開白色檔案,檢討情治單位的作品,作者以一生從事情治工作的經驗,說出了許多不欲人知的內幕,並痛下鍼砭,揭露調查局不合時宜的心態與手法,允為解嚴後最具震撼性的話題書。
寫在前頭
高明輝 序
我在情報單位工作,從總統府資料組的組員,到法務部調查局副局長退休,凡四十二年,在漫長的歲月,所看到的事或是親自參與的事,確實很多。尤其是由於過去的一些情治人員,因觀念與作風上的落伍,鬧了許多笑話,也造成了一些冤、假、錯的案例,使人印象深刻。
退休近三年來,不斷的有朋友慫恿我寫回憶錄。一方面,可以藉此打發時間,另方面,可以讓歷史留下一點紀錄。我都是淡然一笑。我說:「像我這樣出身的小人物,誰來看我的文章?還有,更重要的,情治人員的形象被搞壞了,社會上對我們這樣的人,心理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排斥感。」
一九六六年,有一位主管機場港口安全檢查的高官,攜同他的太太,到南部視察業務。回程中,在高雄小港機場的貴賓室候機。正在和送行的友人聊天時,他的隨員來向他報告:「飛機快起飛了,請登機。」這位高官衝口而出:「沒關係,叫他等一等。」
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,一位更高一級的官員,同他的太太去參加朋友的家庭聚會。餐後,照例是要打麻將到深夜的。他竟然要他的充員兵司機開著公家的轎車,在樓下等他,送他回家。而且經常如此。這兩件事情,是千真萬確的。事情雖小,但經常會在我的腦海裡盤旋,這與民國初年的軍閥作風有什麼不同?
很多朋友,見了情治人員的面,哈!哈!哈!的大握其手「狀似親熱,而內心則是怕!怕!怕!敬鬼神而遠之。這種情況,我有太多的體驗,所以我在前面說,情治人員的形象被搞壞了,現在,我們應當受到被人奚落的報應,怨不得人家。
一九九四年夏天,我的好友任意誠先生邀找到台北東北區扶輪社去演講。我自撰的題目是:「談幾則歷史小故事,看今天在台灣中國人的尊嚴」。我談了兩千午前漢武帝閹割司馬遷的故事,還談了一九五六年胡適先生因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社祝壽專刊而遭受圍剿的事件。還有就是柏楊先生大力水手故事的由來,以及湯蘭花與東風百貨公司的小故事。同時,我也說了一些今天言論自由、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的現象。我的結論是,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活的最有尊嚴。
出乎我的意料,我的演講竟然引起了好幾位大老闆的共嗚。他們紛紛向我表示,要邀請我去他們公司,向他們的員工再作報告。而任意誠先生抓住了這個機會,再次要我作口述歷史。他說:「從訪問到出書,通通由我來安排。」剛好,范立達先生原本就每個禮拜抽出一個下午的時間,和我作訪問的工作,也已經整理出一些頭緒,加上任意誠先生的鼓吹,我這才決定抱著野人獻曝的心情,把這些小故事公開出來。
這就是這本小冊子產生的由來。
我說的每一則小故事,當然不會動聽,而且,在時間和細節的記憶上,可能會有一點錯誤,但是,它絕對是真貧的。無可否認,今天的情治人員是進步了,很少有從前那種張牙舞爪的習性。但是,我仍然希望藉著這些小故事的報導,起一些前車之鑑的作用。
也許有人會說:「你曾經是『特務』群中的一員,你難道沒有罪惡感?你當年為什麼不勇敢的站出來?今天有什麼資格放言高論?」可敬愛的先生、小姐們,你們這樣說,我是一半接受、一半不接受。我的職業,以及我過去所從事的許多工作,的確具有爭議性。然而,我只是一個小人物,在那樣的環境之下,我說的話有誰會聽?
過去,我也和很多人一樣,對中共的周恩來在文革時期,手拿《毛語錄》,跟在江青的後面,高呼毛主席萬歲,深深覺得這個人可恥。但是,當我讀完《周恩來評傳》這本書之後,我的想法有很大的改變。在大勢所趨之下,周恩來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他為了保護許許多多的老幹部,也為了顧全中共的未來,他的用心可以用「委屈求全」四個字來形容。周恩來尚且如此,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,我豈能搬石頭去打天?
雖然如此,我還是在一些敏感的場合,流露了我的一些本性。
民國四十五年,當全國上下,因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的祝壽專刊,引發圍剿胡適先生事件,正火如荼的展開時,我在小組會議上說了幾句逆耳之言。我說:「我們這樣子把胡適當敵人來大加撻伐,是否適當?不要忘了,胡適也是共匪列名的重要戰犯呢!」我又說:「胡適要總統無智、無能、無為,其立意是請求總統藉此三無精神來御眾智、御眾能、御眾為,以期發揮群體的力量,並沒有什麼不敬之意呵!因此,我建議,對胡適的批判,應該適可而止。」
我的話一說完,立即引來了麻煩,認為我不識時務,想法有問題。雖然我是孤掌難嗚,但是我始終沒有承認我是錯誤的。
我們國民黨開小組會或者是委員會,照例是要先讀總理遺教,再俯首默哀三分鐘。蔣總裁逝世後,加讀了一篇總裁遺訓。後來,經國先生也逝世了,再加讀一篇主席遺訓。接著,又要宣讀一篇現任主席的訓示。我因為是國民黨人台北市黨部第十六區黨部的委員,每個月或隔一個月要參加一次委員會議,經常會遇到這種讀訓的場面。
有一次,我提出了以下幾點小意見:
- 一、開一次會,光是訓詞就要念那麼多,而且要大家站著聽,這種僵化的形式,是否有必要?我認為,念一篇其有代表性的總理遺囑就夠了,其他的訓詞,是否可以省略不念?
- 二、搞個人崇拜的時代已成過去,應該回到正常。可是,現在又有繼續搞下去的徵候。例如,我們對李總統的稱呼,非得在後面加上「登輝先生」四個字。我們稱「李總統」二個字,既親切又自然,何必化簡為繁?我又說,現在有些人,正在宣揚李總統的祖墳是葬在龍穴上,搞這種封建迷信,應不應該?還有,國防部每年贈送的掛曆,先是老總統的像,後是經國先生的像,現在又換成李總統的像。為什麼不能換成一種生動而又活潑的畫面呢?我繼續說,過去我們對老總統說的話或發表的文告,統稱之為「訓詞」,現在各位面前擺的一份文告,冠的仍然是「李主席訓詞」。這一「訓」,訓得我們和主席的距離愈來愈遠,能不能改一改呢?
我的建言,是希望黨做一些起碼的改革,是對事,不對人,是絕對善意的。但是,沒有半點回響。連在座的上級指導員居伯鈞先生,在最後的講評中也未置一辭。我覺得失望、落寞,但是,我能說什麼呢?
四十多年來,我的心理狀態,常常是處在矛盾苦悶中。說了很多不願說的話,做了一些不願做的事,參加大官們主持的會議,明明知道他在言不由衷,但是我送得面露微笑。
我經常想著,陶淵明先生不願為五斗米折腰,高唱田園將蕪胡不歸時的灑脫。但是,我沒有將蕪的田園,我必須要有這「五斗米」才能生活。這種矛盾,不是我一個人才有,很多有知識、有才華的青年調查員,也有共同的苦悶。
我退休後,我的女兒為我辦好了外國的依親移民,我在澳洲住了幾個月,那兒的生活雖然寧靜安詳,但混身覺得不自在。沒有多久,我就回來了。台灣—這個我生活了四十四年的寶島。我的根在這裡啊!
導讀—如何閱讀《情治檔案》
說出真相的官方說法 何承鴻(商業周刊社長)
在全世界各地,「官方說法」總有一定程度的戲謔性,它代表著經過修飾的文字,或某種程度的隱瞞及非事實。而在台灣,情治單位由於長期的威權統治,一向是統治者或執政黨的工具,不但充滿著神祕與恐怖色彩,而他們的運作過程,更是社會大眾碰不得、說不得、看不到的黑箱子,而四十多年來,情治單位所偵辦的案子,更充斥著各式各樣的「官方說法」、整個事實的真相,只有等待時空移轉,讓歷史檔案來揭開謎底。
最近幾年,台灣已經逐漸步上真正民主之路,李登輝總統所代表的民主新時代,正容許相關的當事人陸續說出官方說法背後的真相,只可惜在情治系統中—這個隱藏著最多機密的關鍵單位,一直尚沒有人有勇氣嘗試。
《情治檔案》這本書是第一本碰觸到情治單位的作品,作者的一生—從情治的最基層,一直升到情治單位的最高層,他用他的一生的經驗,說出了情治系統中官方說法外的一些真相。
全書分為三大部分:
- 一、重大案件始末:作者述說了他曾身歷其境的歷史上的重大案件,盡可能的描述了不為人知的過程。雖然並未涵蓋調查局曾經偵辦的所有重大案件,但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,足以反映過去四十年台灣的歷史軌跡。
- 二、調查局剖視:從一個局內當事人的角度,述說了調查局的運作過程,這一部分主要著眼於情治單位較受爭議的作為,諸如黑名單、監聽、市建、匪諜查舉等等。
作者無意把調查局所有的機密公開在陽光下,而只針對那些可能已不合時宜,極待修正的部分。
- 三、個人經驗漫談—四十二年情治歲月:以個人的角度,解讀調查員的心路歷程,及調查單位的人情冷暖,人生百態,對一般讀者而言,也會有不同的感受。
本書無意貶損台灣的情治機關,因為作者自己也曾一生身處其中;本書亦無意醜化過去的統治階層,因為這些人都曾是作者尊敬的長官;本書亦無意洩露國家機密,因為作者一直是謹守尺度的「特務」。作者嘗試做的事,就是希望讓情治單位早日回到民主體制內,不再是統治者的工具,而是維持社會健康、人民權益的守門人;也讓不合時宜的辦案手法,不再成為老百姓心中永遠的夢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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